主题：[转帖]深圳，中国最大的山寨城市？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我们都在寻找转变——在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找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商业机构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体系来形容。

事实上，那些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恭敬追随权威的决策者，远不如民间的集体力量那样有创造性的爆发力。

在深圳的社会土壤里，移民众多、普通话的无缝沟通、远离行动权威，还有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等因素，造就了深圳人处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也使深圳在商业、社会乃至行政体制等各领域都孕育着一种叛逆、但又有建设性的心智——试想，一个在大芬村画“行画”维生的人，如果他不能忍受被中国主流艺术圈鄙夷的白眼，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那些阳春白雪的艺术梦想，也就永不会实现。

从深圳驱车出关，沿着蔚蓝的海岸线一路东行，驶过著名的旅游海滩大小梅沙，在连绵的青山中穿行近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驶进一个小镇，葵涌。比亚迪选择这里作为总部，在一个山偏地远的地方沉默地生长。比亚迪的制造大军就在这里。除了供应商和客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每天有上百万枚手机电池发往世界各地。

10年前，这里是真正寂寂无名的。两万多名制造工的前身，只有70人。现在，这个制造厂区就像一个管理精密的蜂巢，上一刻还只有运输电池原料的拖车缓缓穿行，铃声一响，忽然路上便涌出大批年轻工人，整齐地流动，再一声铃响，所有人又迅速消失。

1995年2月，年仅37岁的冶金物理化工硕士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借了250万元，决定创业。他想做什么？手机锂电池。

当时，锂电池的生产厂商几乎都在日本，生产线也只有日本企业能够制造。于是，王传福揣着200万元人民币去日本买生产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

当时比亚迪注册锂电池公司资金是200万，要负担70个人的工资几乎都不够。即使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小段生产线。王传福干脆彻底断了购买设备的念头，决定用“人民战争”来搞定看起来“高不可攀”的锂电池制造。

——不就是制造吗？

是的，机器手的确很精密，但是只要把“人手”管理好，一样能达到客户需要的精密程度。比亚迪把电池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设计了不同的夹具，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地造起了电池。“手工+夹具”的制造模式就此诞生。

      深圳华强北，世界山寨机集散地。

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出三天，这里的山寨厂商都有能力拿出近乎一模一样的高仿机，且价格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朝圣和采购的手机批发商，流向世界。

在这里，山寨厂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最新的需求变成最in产品的能力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统的手机产业链，由诺基亚等欧美主流厂商定义：上游的芯片厂商只做芯片设计，手机厂商自己要做软硬件设计、产品管理、制造、销售……你要做手机吗？OK，前提是这些能力你都有。

这个门槛要求手机厂商有强大资金、研发和管理实力，以及巨大的出货量支撑。这是作为寡头垄断者的外企的优势，自然也是国内企业的劣势。不过，那些年头，人们热衷于赞美跨国大象的规模，中国老板们都在想象“做大做强”，外来者的庞大形象，成了大家孜孜不倦的共同目标。

几年后，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个中国人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从波导、夏新到TCL、联想，中国手机企业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家企业一旦称王后，便会迅速衰败——不是饿死，而是撑死的：当产品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后，研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造成大量产品研发、采购、库存和财务等方面的黑洞，从而迅速倒塌。

一些国产手机企业确实也风光过：通过模仿国外企业，夏新（A8）和TCL（3188）单靠一款明星机型就称霸一时，国产手机企业的利润在2003-2004年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手机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消费的必需品，“单机称王”的时光随之过去，国外厂商也趁起发动了“机海大战”，这时候国产手机便开始应付不来了。

谁来破解这个魔咒？陈伟们的"山寨机"。

从蚂蚁到大象

陈伟的经历，是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历史回放：由一个黑手机翻新专家转变成了山寨手机老板，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造手机，他又与很多类似经历的老板们一起，从最初势单力薄的蚂蚁工兵组团为今日令外资大牌都心惊的“虚拟大象”。

不过，从蚂蚁到大象，他们首先都要感谢“黑手机教父”——一个叫做蔡明介的台湾人，台湾联发科（MTK）的老板。

在联发科没闯进“手机江湖”之前，国内的手机业秩序井然，大家都按“江湖规矩”办事。那时进入手机行业，必须跨越两个门槛：一是两亿资金，一是较高的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门槛远比两亿资金门槛更难跨越。但联发科研发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轻松就把两个门槛一脚踢飞。

联发科让原来复杂的手机研发制造工作标准化、模块化——通过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的捆绑，把手机所有流行功能，如摄像头、MP3、手机电视、触摸屏等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只要采购联发科方案，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生产多功能、外观时尚、价格低廉的手机。

联发科让手机生产制造成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门槛最低的行业：一个手机企业，理论上只要三个人就可以运转：一人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一人找代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回款。这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参与进来，这些中小企业又迅速组成一头“虚拟大象”的基础。

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企业，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深圳华强北和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一带。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山寨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

他们汇聚成了一个以百万计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游是MTK，中游是上百家手机方案研发公司，下游是上千家手机集成商和贸易商，配套的上万家元器件、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它们聚集在深圳，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和产业上下游一条龙的完整生产链条。

当这头虚拟大象运作时，强大的颠 覆力量立刻显现。

这个由众多山寨厂商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有一个研发部（MTK），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手机企业），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且相互竞争的，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这个体系的竞争力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体：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化，它们有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上的协同和规模效应，同时又是相互独立的小企业，非常有活力和效率，避免了大企业的官僚病。

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每天，他们都收集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华强北“朝圣”、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与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的分工合作，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又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很多在大公司需要经过繁复的汇报或者论证的新产品，在这里进展异常神速。

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1989年，怀揣130元，吴瑞球与两个哥哥从家乡广东陆丰来到大芬村。吸引吴瑞球和其他画工汇集到此的原因是，香港画商黄江在大芬租用民房进行油画的收集和转销，招募学生帮助他完成与外商签订的订单，吴瑞球正是其中之一。

20年过去，吴瑞球和许多当时到来的画工都已在大芬村闯下一片天地。大芬村也由一个人均收入不到200元的小村落，逐渐成长为世界三大油画出口基地之一，2008年油画年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占全球油画市场近60%的份额。

20年前，“大芬油画第一人”黄江将油画这个特殊的产业带到大芬村，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黄江一方面招募画工帮助自己完成订单，另一方面着手培养有绘画基础的青年。几年后，那些为黄江画画的画工或画师们也学会了接单，并另起炉灶做起了老板。由黄江和他的学生所形成的大芬油画生产、收购和出口外销的一条龙体系，成了大芬油画村的雏形。

不断扩张的市场份额对大芬村行画的生产力提出了挑战。大芬村改变了传统油画的创作方式，将个人的创作变成了流水线式的集体生产。吴瑞球便是这一转变的初尝者。

1998年，早已独立门户的吴瑞球，接到来自美国沃尔玛的一张40万幅行画作品的大单，对方要求40天内完成。按照当时大芬村画工独立作画的生产模式，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吴瑞球做到了，灵感来自其它行业的流水线分工，比如说一台电视机的制作，在出厂之前是负责不同零部件的工人合作的结果。“电视机这样复杂的电子产品都可以做到分工合作，为什么画画就不能？”

当时跟这张大单的画工有200多个，在一个大的车间里大家各就各位，按分工各自负责画面中的某一部分临摹。40天后，吴瑞球如期发货。

用流水线的方式，成本减少了50%，速度却能快一倍。这种事半功倍的流水线操作，在当时国内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在大芬村被广泛应用。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仍然在沿用，尤其是在有大单时。

外向型是大芬村油画市场的另一特色。大芬村的大企业大都具有进出口经营权，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大芬油画主要销往欧洲、北美、中东和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市场占大芬村油画销量的80%。”大芬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芬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交易市场。在0.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聚了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及油画工作室800多家。其中包括30多家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以油画、画框生产为主的大公司、近700位个体经营者，有100多位原创画家在这里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