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做工程师6 - 到英国去
在欧洲居住了近26年，维也纳在我心中仍然是我最怀念最美丽的城市。生活在那个城市里，可以感受到环境的美，可以感受到优美的音乐，圆舞曲和艺术浸润每一个角落。在AKG的日子是美好的，我第一次独立的用自己的知识和努力作出了成果。虽然那一段日子最不好过的是从不讲中文，德语和英语都还非常陌生，孤独和生活的压力也是第一次感受，前途何在更是未知。
在到维也纳之前，对于工作实际是没有太多选择。在维也纳工作的最大感受就是AKG公司的几个同事对于研究工作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工作，生活和享受人生，音乐，郊游，度假浑然一体。工作的一些成就使我开始建立了自信心，开始省悟到个人的潜力和兴趣所在。对将来的迷茫前途开始有了想法；那就是到英国去，英国科技的发展和潜力始终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
周末听音乐
18世纪，欧洲各国的音乐创作和演出是为皇室和富人的专有。而音乐在维也纳是面向人民大众的或是为中产阶级，以音乐厅和歌剧院名称为例，欧洲各国的歌剧院多称皇家歌剧院，而维也纳那时建造的音乐厅在德文里明明白白的称为‘人民歌剧院’。
音乐是人民大众生活里像空气一样比不可少。这也就是为何当时那么多音乐家歌剧戏剧家云集维也纳，他们包括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当然施特劳斯那样的圆舞曲大师就更不必多说。
人民歌剧院
在AKG工作之余，如果有人问我‘周末准备去哪里？’，那意思是‘你周末选择去哪家歌剧院或音乐厅？’。受当地人影响，我总是常常周末拿出时间去听音乐，虽然我的音乐修养几乎为零。说维也纳的音乐厅是为大众而开，从门票价格就可以看出，座位最低价格比看电影还要便宜。一次我晚间去了‘维也纳爱乐厅，又称金色大厅Gro?er SAAL Wiener Musikverein’听钢琴独奏，这里是每年一度几乎欧洲各国的会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地，它四周的立柱是一尊尊女神的塑像。那天的钢琴独奏至今仍记忆犹新，听众格外安静，全神贯注，更有许多拿着乐谱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在边听边看乐谱。许多年来，每到周末，已经养成了打开收音机听古典音乐，后来并且随女儿从小到大学习弹钢琴的过程，逐步了解了许多钢琴曲，开始领会欣赏和评估那些演奏家的技巧。
维也纳音乐厅
业余工作：计算机FORTRAIN程序电子线路设计应用
一天，已经成为好友的弗雷斯找到我，电子线路常规设计频率计算常常比较复杂，涉及复杂因素。希望我能帮忙写个计算机程序，方便常规工程设计用。当时在公司里，只有少数高级研究人员才会电脑程序。
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计算机的现状；我当时在科学院做研究生时用课题组的钱，花了四万多人民币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第一代苹果机，采用汇编和BASIC语言。在做助理研究员的课题时苹果机帮了大忙，那时采用计算机控制一个简单的实验非常麻烦，包括启动控制打印机都需要写程序。虽然先进，但费时费力。而FORTRAN语言在工程科学计算方面要先进的多，当时苹果机不能用，因为还不存在FORTRAN程序编辑器和程序包。记得用FORTRAN要到别的单位借用，最开始是编程后打出一卷卷用孔来表示的纸带，后来先进了，采用卡片机。
而AKG公司已经有了HP以服务器＋内存记忆系统的终端，每个办公室实验室都有终端，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联网系统。那时的HP内存已经以兆计，而我在科学院用的苹果机内存是16kB。
对于公司的电脑先进设备我非常兴奋，在请示了Poldy后。我开始看于电声有关的电子线路设计资料，并开始采用FORTRAN语言编实用电脑程序。程序是采用问答式，根据不同的线路和频率要求，分别计算各频段的频宽和其他指标。弗雷斯开始使用我的程序后非常高兴，其他几个工程师也都陆续使用我的程序，这大大节省了时间。而波尔迪博士则开玩笑的批评我，这些懒惰工程师在没有验证对错的情况下就盲目固执的使用我的程序。他说的对，谁也不知道对错，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救火
通常我睡觉都比较晚，晚上要看文献，做德语学校布置的作业。那是夏末的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半夜一点。刚刚躺下，Frau Lenz在外面大叫并敲着我的房门，我穿着睡衣开了门；‘着火了！着火了！’，顺着Lenz所指的窗外看去，对着我房间所住井字型楼房对面的一个窗户隐约看见了火光和浓烟。原来，这座公寓中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年轻人寥寥无几，邻居老人看到火光后首先想到我这个年轻人并敲开了我的房门。我没有多想，立刻急速来到着火的那家邻居的大门外，门已经打开，黑色的浓烟使得走廊灯光显得非常黯淡；我没有时间多想，冲了进去，门口不远一个老人坐在地上，我立即将他拉了出来。再次进入屋里，很快找到了火源;那是一排书架上的书籍在燃烧，火势并不大，但滚滚黑烟让人窒息。我大声向门外喊‘水’，很快一个日本学生和几个老人将装满水的盆，锅传递给我，水洒到书籍的烟火上。原本就不很大的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几分钟后，头戴面具全副装备的消防队人员赶到。我一看没我的事了，回到房间睡觉。晚上咳嗽很厉害，直到早上咳出的东西都是黑色的烟灰。
第二天上班后不久，一个医院来电话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原来Lenz太太通过地方当局联系了医院，奥地利看病是要付费的，但对我的医院检查却是免费。AKG同事都知道了此事，开玩笑问我是否领到什么金质奖章没有。
本是件小事，吸入几口烟气，咳嗽几声不算什么。可是房东和同事都坚持我到医院检查肺部是否有问题。照了X光和一系列检查，证明无事。我还是很感激那些关心我的人。
决定去英国：慕尼黑会议
那是夏末的一天，收到英国Cirrus公司邀请函。希望我到慕尼黑参加国际展览会，并与此英国公司见面；目的是讨论根据我的申请到那家英国公司工作的可能性和技术探讨。我持函件很快到西德住奥地利大使馆办理到了入境签证。
坐上从维也纳出发的列车，经过奥地利边界城市萨尔斯堡到德国的慕尼黑。这是我第一次去德国，在维也纳工作了数月，放弃了去周围国家玩的机会，如两小时车程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那是虽然年轻，但工作和学习压力使得体力第一次显得有些不支。根本没有功夫想到旅游。
乘坐的德国奥地利火车的二等车厢是四个人一间的包厢，邻坐的是三个匈牙利人。匈牙利人非常好客，一路上都在和我聊天，并将所带家里自制的大圆面包切开一定要让我分享。仔细看那几个匈牙利人长脸上细细的眼睛，虽然是白种人，但长相可真像蒙古人，那是成吉思汗时当地留下大量蒙古人的结果。据说今天匈牙利的蒙古协会还非常活跃并在国家举足轻重。
看着窗外绿色原野上座座德国红屋顶房子的小村庄，田野的清新，公路建筑井井有条，看上去真像一幅一幅的油画飘过，刚刚从中国来到这里，只有感叹。
在展览会上见到了英国公司的主要成员，和创始人的老板很谈的来。８０年代中期，英国和整个欧洲处于经济发展的顶峰，各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电脑技术应用的发展给了许多工业领域以广阔的开脱空间，如计算机程序的应用和控制，数字信号处理的发展。 Cirrus公司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创建和发展，公司的创始人是个电子工程师，依赖关系从德国银行贷款起家，主要设计研制生产声学测试环境检测仪器，那时刚刚开始。公司里面有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大学的教授，边研制生产同时还有政府的科研合同。创业不容易，需要资金市场，更需要人才。
在慕尼黑遇到的参加会议的英国公司：照片中从左到右法国电子工程师，Cirrus公司创始人，英国大学教授，德国工程师，美国人推销商，法国Cirrus分公司经理
探讨了可能的发展方向，我对参加当时第一代噪声环境控制仪器的软件设计工作非常有兴趣并同意作为工程师进入公司后的工作。而老板对早期的中国市场和设备部件的中国货源更为关注，我意识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论如何，就工资等合同都达成协议。
英国签证：中文电报码的用途
很快我收到了英国公司给我邮寄来的工作合同和英国内务部的工作容许证。在到英国住奥地利大使馆递交申请后的一天，收到英国大使馆秘书的电话，要求我马上到大使馆来一趟。我以为有什么麻烦，下午立即赶到使馆。那时的英国使馆里面空无一人。一个岁数已过中年的女秘书笑容可鞠的接见我，那种纯正像广播员那样的英国腔还是第一次听到。女秘书拿出一本非常厚沉重的书让我看，并问我知道那是什么，吗？我看了一眼那发黄的旧书，那是老时候的中文电报码，也就是邮电局用来发报收报的明码电报码手册。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我立即说那是中文电报码。那请麻烦你找出你的中文名字相应的电报码，英国内务部将要依据电报码来存档。
原来中国人的名字对外是以拼音拼写，有没有注音的机会，那么同音字非常多，如何区别？这个问题在申请英国签证时我就疑惑，现在知道英国政府对付中国名字也有高招。我很快根据拼音搜寻法找到了我的中文名字，并在名字后面将那相应的八位阿拉伯数字中文电报码抄写下来交给了女秘书。
比工作还难的任务－邀请函和签证
已经下了去英国的决心。我开始考虑尽快让妻子到奥地利和我团聚，并开始加紧联系可能的医院或研究部门接受她的访问或工作的可能。因为根据我办理英国签证和工作许可证的经验，如果我到了英国后可能再考虑此事更加麻烦，况且我不想等待。
我开始在当地德文公共电话本上查维也纳医院的地址和电话。每天晚间都在用手写替太太写申请作为访问医生职位来维也纳医院的可能性。那时的北京如果作为探亲申请出国政府是不会批准也拿不到护照。房东太太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主动借给我一台老式德文大字机，我增经练过打字，速度还算可以。这个大字机帮了我大忙，因为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件在80年代算是正式信件，其分量要重的多。
向十几家维也纳的医院和医学研究机构发出正式信函，邮寄出妻子的简历。随后几天内我收到了不少电话，主要是询问具体情况，包括我个人的情况和妻子的情况。虽然那时发出的申请都有回复，但回答一律是否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奥地利医院系统很少有接受访问医生这种事情，并且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一个中国人。
思考了一下对策，只有采取更直接固执的办法，争取见面解释，或许所谓人在人情在。信中说不清的事情见面可以争取，或许会有希望。我开始用电话和各个医院的秘书联系和心脏内科主任见面。这个办法很有效，多数医院的主任都或许出于好奇，并不反对我去见面。
这之后几乎每隔几天我就需要用小半天的时间在上班时间去各个医院见主任级的有关人员。这些医院分布在郊区的各个角落，坐公共汽车和倒地铁可真的够跑的。好在见到的主任教授等都能说很好的英语，因此我也就勉强将事情说清楚。但我那时的英语真的很差，往往去之前要像答辩那样仔细准备，见面时由于对医学界的术语并不熟悉，常常见面完了，浑身无力全身浸透了冷汗。由于AKG公司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制度，因此我上班办私事的时间必须用加班的方法补偿，那时本来就觉的劳累还要每天晚下班，回到家里时常很晚，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一番功夫没有白费，我很快收到了一家医院的正式邀请函，并要求我妻子尽快办理来奥地利的签证。
人情，同情和帮助
发出邀请函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公司的广播里面大声叫我的名字，立即回办公室接北京来的长途。妻子在电话里面告诉我，奥地利住北京使馆负责签证的是个不会中文的奥地利签证官，由一个中国翻译负责翻译，拒绝签证，理由：妻子只会几句英文，不会德语，肯定到维也纳无法工作。那个翻译还用手作出眨眼睛的动作，讽刺说你出去肯定不是作事情，只不过想去观光看景而已（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中国出去后的作为要远远强于他眨眼睛看景的想象）。
想了片刻后，就在中午午餐后敲开了Sippl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并开门见山求救。 Sippl 仔细听了我的陈述说道‘大使馆属外交部，你能肯定签证是属于奥地利内务部负责证批准吗’，我的回答很肯定。
Sippl打通内务部的电话联系，挂上电话后，笑着说‘你对奥地利的内务比我还清楚，的确是内务部负责，但不幸的是；回答是无能为力’。看着我失望的样子，Sippl说，不要失望，并幽默的说我们奥地利人也讲究关系。我马上给我一个在内务部工作的老战友（二战期间他的德军潜艇部队服役时的上司）联系，他一定会帮忙。你回办公室等我的消息吧。
那天下午会办公室后也就过了两个小时，接到Sippl秘书电话后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Sippl先生高兴的告诉我，大功告成。他的朋友给奥地利住中国大使通了电话，一小时后，收到奥地利签证官的回复，通知我妻子立即去领取签证。后来妻子告诉我，一到北京的奥地利大使馆，那个本来面孔冷冰冰的中国翻译和签证官格外热情，并不断说希望能够给予其他帮助。
妻子很快来到维也纳，在她去那家医院‘眨眼’的同时，我立即考虑妻子和我一起去英国签证的难题了。在和英国大使馆交涉的时候，使馆人员告诉我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当我申请签证时没有说明妻子要一起陪同到英国，在我拿到工作容许的签证后才去申请，考虑时间会比较长。
那时我已经通过我办签证的过程和在英国住奥地利大使馆那个负责的签证官非常熟悉了。这里面还有段小插曲和周折；
同情：刚刚结婚就和妻子分开，在西方不可想象，因此愿意帮忙给英国内务部（HOME OFFICE）打电话加快申请。一般工作容许证的申请需要半年左右。一天接到电话；如果电话费用超出签证费的容许额度，是否愿意承担费用。我立即回答我愿意承担一切需要费用。
那年夏天我在维也纳德语学校上德语夜校。一天晚上，在学校的催促下我到学校财务那里去叫学费。那时学校要求我们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用德语；我经过准备，进门向秘书说‘Ich komme, um meine Studiengebühren bezahlen...’，财务的秘书还没有答话，旁边的一个妇女突然笑着对我说用英文说‘你的德语居然也说的不错’，原来是在大使馆工作的签证官，她女儿在学校的财务工作，天下竟然有这样巧的事情。
在这个早已成了熟人的签证官的帮助下，妻子几天就拿到了英国签证，并按照英国法律，她同时也具有和我一样的工作权力。
昏倒了
虽然在记忆里面16岁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兵团，那时还是孩子，却不记得有什么所谓的青春，另一方面，回北京后烤大学，上大学，又烤科学院研究生，再做研究助理的科研工作。似乎一直保持20岁的青春活力，所以那时已经30出头，感觉还像20多岁那样思维和工作。
来到维也纳后的工作生活和处理一切事物虽然有压力，但对我来说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在压力下生活工作。而承受这些压力和刚到二龙山时需要承受体力劳动的压力一样，不管多累都是每天下班后看书处理信件一直到半夜一两点，天天如此。自己没有意识到，数月的劳累下来，第一次心里感觉很累，也就是说身体开始有反应。
一天下班很晚，在地铁里面如然感到眩晕，心里发慌，眼睛开始看不清楚，还没有到站就赶快下车坐到地铁的座椅上...终于昏倒了。救护车来了，到了医院检查，血压正常，其他也正常。接下来的一周，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这次住进了医院检查。当时并没有最后确诊，数年后才知道是心脏病，并且是神经系统失控造成。
第一次经历了心脏的问题和神经问题，那感觉就像医生询问的那样，是濒死的感觉。后来有犯了数次，每次心里都很慌，到不是怕死，而是恐惧会这样一个人永远留在异国他乡。
后来回忆，那时每天早上喝几杯房东煮的咖啡豆打出来的真正咖啡，每天上班也是喝那种维也纳人喜欢的浓咖啡，这类咖啡实际对神经和心脏有副作用（医生后来禁止我喝）。我对咖啡并没有特别的喜好，只是适应当时的生活习惯，而工作时和同事喝咖啡是一种社会交流，否则会成为另类。
再说生活压力外的因素，在二龙山将近7年，艰苦离家远想家也没有这样难过过。但当时我所处的环境是：突然不说中文了，德文不行，英文也非常不过关。几乎和外界没有交流，给中国打电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刚到维也纳通过邮局给国内挂了个长途，总共说了两分钟，一共花了2000先令，相当于100英镑或当时的800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高工资的教授工资也就是200元一个月，也就是用去了教授四个月的工资。
记得到维也纳几乎一个月后第一次收到家里来信，我的眼睛一下就湿润了。一个人整天出了对付工作生活，就是考虑将来的走向。在最初的几个月，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在生活上要从长计议，虽人我的工资在AKG也算是比一般人高, 但一直是省吃俭用为未知的将来攒钱就是当时的目的。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在西方工作是不能失业的。
告别AKG公司
终于有一天，在我办好去英国的手续和机票后。我来到AKG总经理办公室见到了Sippl先生说，我要离开维也纳去英国。 Sippl非常吃惊，说你要离开AKG？为什么？我的回答：我来欧洲的目的是要继续深造，做博士学位，以后进行作科研工作。Sippl先生说：你可以留下来在维也纳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学位，由公司出钱。我回答：我的德语不好，我也学不到那个程度。
我的回答实在不近情理，但也确实有我的理由，当时在维也纳大学认识了一个中国出生，早年来此的徐教授，她当时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德语系主任，外国学生德语考试总监，学多在德国大学做了近8年中国博士生最后德语无法通过毕不了业，最后转来维也纳大学，由徐教授让他们德语过关。
多年来我一直对总经理Sippl挽留的好意非常感激，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后来再去维也纳我去拜访过Sippl，他每次去英国办展览都会邀请我去伦敦的展览会和AKG当年的同事见面。
离开AKG第二年，Poldy博士来到英国找我时像过去那样开我的玩笑，说我在AKG还是很知名的。 AKG许多技术员和工人和我根本不很熟，我离开后却常常向Poldy询问，李先生为什么不来上班，到哪里去了。 Poldy说这样的咨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告诉我可能是我草草写的电脑程序那些人不知其所以然，只管用，等遇到问题才想到我。
再见了维也纳：路经萨尔斯堡去英国
清楚的记得我和妻子离开维也纳的那天，告别了房东和AKG的同事。走时真的很怀念那段难忘的时光。随身行了非常简单，但一年中积累的书籍资料和带来的中文书籍处除了早就托运一箱子外，随身行李的大部分重量都是书籍。
对于将来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会那么一路顺风，都需要克服和努力。甚至简单的旅行也不那么顺利，从维也纳直飞伦敦的机票售光，我们只好乘火车经萨尔斯堡再换飞机去英国。千辛万苦到达萨尔斯堡机场，发现所乘航班也取消，机场派专车将这趟旅客从公路拉到德国的慕尼黑再从那里乘飞机到伦敦。对于我们，穿过德国边境需要德国签证，需要在边境申请，这是后来的曲折。虽如此，我们对未知的前途充满希望。
奥地利国庆
维也纳商业街
备注：80年代除中国外多数国家都可直通电话。欧洲各国电话本上长途电话中国一栏中都写着；通过总机。那时只有在春节才和北京的家人通话，做法是通知欧洲的长途电话总机，告诉他们要接通的中国电话号码，并有两种收费办法，一种是接通就开始计算时间（当然还要加总机人工费用），另一种是找到人才算。我通常都是选择后者，虽然要贵些。在总机预定后，欧洲总机就开始和北京电话国际交换台联系，一般要接通北京家里需要2到4小时左右。接通后通常只说上十几分钟，双方都非常节省时间，都知道费用昂贵。今非昔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中国再也不像那时那样孤立于世界之外了。但每当回想当时不无感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9-07-28 12:48: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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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工程师
Post By：2013-5-29 21:03:4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