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科技必须物化到工艺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我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军事大国，但不是一个工业大国。我国的钢材产量世界第一，但特种钢材仍需进口；我们可以制造出导弹、原子弹，但制造不出内含上千种精湛工艺的奔驰汽车。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外的根本差距在制造工艺，在体现精湛工艺技术的先进装备。
科学技术必须物化并渗透到生产工艺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的科学技术缺少了一环——工艺科学。在生产实践第一线，很少能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中国科学家也少有人参加突破性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性的工艺攻关！因此，我们产业界也没有自己的制造工艺的系统积累。工艺是科学，是科学技术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也是西方技术文明的主要特征。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钱学森先生就在《人民时报》发表有关技术科学的长篇论述，以区别传统的基础科学。此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技术科学部。钱学森先生还说过，“爆炸成型是工艺力学。”当时常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把科学和工艺扯在一起？“水下爆炸”理论在二战前后已趋成熟，但“爆炸成型”要发展成一门技术，就必须研究水下爆炸理论和冲压成型技术的交叉融合。人们用科学实验和基础理论演绎的方法研究这种交叉融和，提炼出爆炸成型的生产工艺，就催化了“爆炸成型”工艺科学的诞生。
从科学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工艺，科学、技术、工艺三结合，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早在４０多年前。钱学森先生就隐约提出这样的指导思想。
工艺科学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应用科学。工艺科学经常是多种学科和多种技术兵种不拘一格的综合。形象地说，工艺科学是组合高科技。它要求从事工艺科学的专家有广阔的科技眼界、深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这样的大师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常需要一个团队或一个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小组共同攻关。因此，组织的力量在此就显得特别重要。
但是，我国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始终存在严重的障碍与瓶颈。科技要为生产服务，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要为国防建设服务；更明确一点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的科研战线和生产实际为什么长期脱节，为什么我们大中型企业的处境仍旧愈来愈困难呢？说是让科技大军到生产一线，但有几个企业的领导能清楚描述要他们所攻关的内容，又有谁能拿出这笔经费，支持他们去攻关？发现问题需要水平，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谈及如何去解决。能随时准确地发现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需要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科学观察、科学概括能力，这样的人也不多见。
我们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学科专家，是学者、教授，而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是综合性的，同时又有很强的特殊性，反映了生产实践的多样性，往往使专门家束手无策。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回顾教育战线５０年来的是非曲折：是以通才教育为主，还是以专才教育为主？是分数第一，还是素质第一？是培养文武双全，既能动笔又能动手的实干家，还是培养拥经论道的儒生？
分工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工太细，综合的难度就会增大。分工不是分家，把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历史的局限，把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这两个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群体，是科技在中国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形态上最大的障碍。它阻碍了知识分子产业化、产业工人知识化的历史进程。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后，这种人为的分裂才得以愈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的发展才联系起来。
解放后，我国工业基础落后，为了迎头赶上，我们的生产线先是从苏联引进，后是从日欧美引进。难点在于，我们不可能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从引进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注定落后了；即使能引进最先进的，过两年还是依然落后。这样，我们就跌进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这也是我国大中型企业难以突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上千万的科技大军经费无着，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一方面，又不知何去何从去为国民经济服务。一方面，已经落后的产品需要更新；一方面，又不知从何寻找提高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唯一的出路”就是再去买，再去引进。我们的企业几十年一贯制，既没有计划中的开发经费，因此又少有开发新品的能力。同时，科研院所大量的科技成果，也没有后继经费去开发，将其推向生产。开发这一重要环节无人过问，是造成建国头３０年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隔江相望，远水不解近渴的原因。
科学家是科学技术的载体，但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却不是科学家一家之事，它需要政府官员、企业家、银行业、职业经理的通力合作。斯大林说得好：“政策决定了以后，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了以后，技术才决定一切。”
我们的科学家若不能正确宣传自我，势必一事无成。而既然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科学家们也就没有充分的自信去承担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全部责任。看来，不经历一个变革传统观念的痛苦历程，就注定还要有一段相当艰苦的路程！
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影响要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和。作为科学家，手心向上、你出钱我干活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新时代对科技专家的要求也不单纯停留在学术和技术这两个层面，他们需要对科技事务的判断能力、组织能力、开拓能力和对自然界的直觉，这不仅需要读书学习积累起来的基本功，还需要具备哲学思维，通晓工业需要，尊重工艺，尊重商业流通，关心国家大事和临危处变的能力。
时代在呼唤科技大师脱颖而出。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先进的工艺技术已不再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新原理、新技术的有机综合在产品生产中的具体体现，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结点站，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发动机。新时代对科技专家的要求也不单纯停留在学术和技术这两个层面，他们需要对科技事务的判断能力、组织能力、开拓能力和对自然界的直觉，这不仅需要读书学习积累起来的基本功，还需要具备哲学思维。
我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军事大国，但不是一个工业大国。我国的钢材产量世界第一，但特种钢材仍需进口；我们可以制造出导弹、原子弹，但制造不出内含上千种精湛工艺的奔驰汽车。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外的根本差距在制造工艺，在体现精湛工艺技术的先进装备。
科学技术必须物化并渗透到生产工艺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的科学技术缺少了一环——工艺科学。在生产实践第一线，很少能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中国科学家也少有人参加突破性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性的工艺攻关！因此，我们产业界也没有自己的制造工艺的系统积累。工艺是科学，是科学技术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也是西方技术文明的主要特征。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钱学森先生就在《人民时报》发表有关技术科学的长篇论述，以区别传统的基础科学。此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技术科学部。钱学森先生还说过，“爆炸成型是工艺力学。”当时常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把科学和工艺扯在一起？“水下爆炸”理论在二战前后已趋成熟，但“爆炸成型”要发展成一门技术，就必须研究水下爆炸理论和冲压成型技术的交叉融合。人们用科学实验和基础理论演绎的方法研究这种交叉融和，提炼出爆炸成型的生产工艺，就催化了“爆炸成型”工艺科学的诞生。
从科学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工艺，科学、技术、工艺三结合，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早在４０多年前。钱学森先生就隐约提出这样的指导思想。
工艺科学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应用科学。工艺科学经常是多种学科和多种技术兵种不拘一格的综合。形象地说，工艺科学是组合高科技。它要求从事工艺科学的专家有广阔的科技眼界、深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这样的大师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常需要一个团队或一个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小组共同攻关。因此，组织的力量在此就显得特别重要。
但是，我国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始终存在严重的障碍与瓶颈。科技要为生产服务，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要为国防建设服务；更明确一点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的科研战线和生产实际为什么长期脱节，为什么我们大中型企业的处境仍旧愈来愈困难呢？说是让科技大军到生产一线，但有几个企业的领导能清楚描述要他们所攻关的内容，又有谁能拿出这笔经费，支持他们去攻关？发现问题需要水平，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谈及如何去解决。能随时准确地发现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需要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科学观察、科学概括能力，这样的人也不多见。
我们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学科专家，是学者、教授，而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是综合性的，同时又有很强的特殊性，反映了生产实践的多样性，往往使专门家束手无策。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回顾教育战线５０年来的是非曲折：是以通才教育为主，还是以专才教育为主？是分数第一，还是素质第一？是培养文武双全，既能动笔又能动手的实干家，还是培养拥经论道的儒生？
分工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工太细，综合的难度就会增大。分工不是分家，把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历史的局限，把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这两个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群体，是科技在中国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形态上最大的障碍。它阻碍了知识分子产业化、产业工人知识化的历史进程。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后，这种人为的分裂才得以愈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的发展才联系起来。
解放后，我国工业基础落后，为了迎头赶上，我们的生产线先是从苏联引进，后是从日欧美引进。难点在于，我们不可能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从引进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注定落后了；即使能引进最先进的，过两年还是依然落后。这样，我们就跌进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这也是我国大中型企业难以突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上千万的科技大军经费无着，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一方面，又不知何去何从去为国民经济服务。一方面，已经落后的产品需要更新；一方面，又不知从何寻找提高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唯一的出路”就是再去买，再去引进。我们的企业几十年一贯制，既没有计划中的开发经费，因此又少有开发新品的能力。同时，科研院所大量的科技成果，也没有后继经费去开发，将其推向生产。开发这一重要环节无人过问，是造成建国头３０年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隔江相望，远水不解近渴的原因。
科学家是科学技术的载体，但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却不是科学家一家之事，它需要政府官员、企业家、银行业、职业经理的通力合作。斯大林说得好：“政策决定了以后，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了以后，技术才决定一切。”
我们的科学家若不能正确宣传自我，势必一事无成。而既然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科学家们也就没有充分的自信去承担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全部责任。看来，不经历一个变革传统观念的痛苦历程，就注定还要有一段相当艰苦的路程！
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影响要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和。作为科学家，手心向上、你出钱我干活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新时代对科技专家的要求也不单纯停留在学术和技术这两个层面，他们需要对科技事务的判断能力、组织能力、开拓能力和对自然界的直觉，这不仅需要读书学习积累起来的基本功，还需要具备哲学思维，通晓工业需要，尊重工艺，尊重商业流通，关心国家大事和临危处变的能力。
时代在呼唤科技大师脱颖而出。
